嘴里的两颗智齿大概长了有四五年了,一直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还没有完全长出来。因为并不影响日常生活,也就没有太在意。
这次出国在即,考虑到美国牙医是在是太贵,不得不在临行前对口腔做一个检查。这一查才发现两颗智齿已经横着长了,医生建议立即拔牙。纵使我对拔牙这件事有千万般恐惧,美国高昂的牙医费用还是使我不得不屈服在拔牙钳的淫威之下。
先是在口腔的右侧打了麻醉(后来才发现,其实整个拔牙过程中最痛的就是这一针),不到10分钟,我的整个右脸就彻底失去知觉。医生很残忍地用针在我的牙龈上狠狠地戳了戳,得知我已经彻底失去痛觉了以后,满意地开始端详我那长歪了的智齿。由于我担心医生会惨无人道地手脚并用拔掉我那顽固的牙齿,整个手术过程我都是紧闭着双眼,并时不时应付医生“痛不痛”的询问。只记得几分钟后他老人家很满意地对我妈说“看,牙根很完整,手术很顺利”。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后,便让我离开了医院。
嘴里咬着一团棉花,透过鼻腔可以闻到那不知道是血腥还是什么的恶心气味,就这样,我足足忍了一个小时才把嘴里的血和棉花吐掉(当时已经不在口腔医院了,貌似吓到了不少人)。
大约是在四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晚上的7点左右,右边脸逐渐开始恢复知觉,先是能感觉到鼻子了,紧接着是上嘴唇,下嘴唇,然后,OUCH!牙龈!原来是那么痛!!!医生锤子的猛烈冲击力显然给我的头部留下了些不良后果,整整一个多小时,我都能感觉到太阳穴和牙龈的剧痛——而且估计是受神经损伤影响,我的右侧扁桃腺开始肿大、发炎,使我不得不服用了很多消炎药。
这是我七八年来第一次拔牙,嘴里很明显能感觉到少了一样东西;回想起小时候拔完牙总喜欢舔伤口,舔着舔着就发炎了,于是又只好去医院打点滴。现在舌头还是能偶尔触及伤口,却已经不敢去舔了——下周还要拔第二颗……
回想上周,送走了若干人,被若干人送走一次:面对离别,有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走得嘻嘻哈哈的,还有我这种比较平静的。
发现自从结束了大一刚开始的那段陷入回忆不能自拔的阶段后,我对离别这种东西看得就比较开。前两天写了一篇《今天》 ,回忆了一下过去四年中的一些零碎之事:过去的四年诚然是值得纪念的美好四年——如果是美好的,那就没必要伤心郁闷了。自己面对离别基本是这样的心态:想见的该见的迟早会再见的,不想见的就算一辈子不见也无妨;严格意义来讲,同样的场景100%不可能再次发生——既然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因为这个而感到伤心难过了。
Elisabeth Kübler-Ross 写过一本叫做 On Death and Dying的书,介绍了著名的Kübler-Ross model :
1. Denial: The initial stage: “It can’t be happening.”
2. Anger: “Why ME? It’s not fair!” (either referring to God, oneself, or anybody perceived, rightly or wrongly, as “responsible”)
3. Bargaining: “Just let me live to see my child(ren) graduate.”
4. Depression: “I’m so sad, why bother with anything?”
5. Acceptance: “It’s going to be OK.”[1]
我这两天就在想:可能这[2] 对离别某种程度上也是适用的吧。
在自己能力内尽最大努力改变,对不能改变的部分就顺其自然吧。
1. 引用自:http://www.xiaolai.net/index.php/archives/214.html ↑ 2. 原模型最初是为了说明人们是怎样面对诸如死亡、疾病等悲剧的↑
今天在网上查iPhone S,无意中发现iPhone在美国 居然卖得那么便宜。 经郑楚同学提醒,才知道iphone捆绑的plan比较贵。看的那个$99的iphone捆绑的是AT&T的2-year contract,花费 $499
然后又看了看香港的Apple Store
想不通为什么
李笑来今天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中国转盘 (Chinese Roulette)》 :
许多许多年前,有个游戏开始了。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转盘”。其实每个人都在玩,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旁观者。那时,转轮里是这样的:
转眼许多许多年过去。还是每个人都在玩,还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旁观者,可殊不知转轮里早就是这样了:
先是想起了今天的校内和饭否:
又想起了Martin Niemoller: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communist.
W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I did not speak out;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n’t a Jew.
When they came for 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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