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苓膏

Up In the Air是我去年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之一。有一个场景是Ryan跟Alex讲种种机场安检排队的要点时，讲到诸如不能排在老年人后面，带婴儿的人后面，或是中东相貌的人后面。

Ryan: Asians. They pack light, travel efficiently, and they’ve got a thing for slip-on shoes. You’ve gotta love them.

Alex: That’s racist.

Ryan于是说

I’m like my mother. I stereotype. It’s faster.

Stereotyping（“粗暴分类”）是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都会做的事情，我们仿佛有一种“天赋”将所见过的、经历过的人进行粗暴分类，总结出这样那样的特性，再盲目地以为这些特性适用于大多数(甚至所有)这一类型的人。很多人听到印度人的第一反应是“聪明”，英国人是“绅士”，德国人是“严谨”，法国人是“浪漫”，荷兰人是“吝啬”，犹太人是“智慧”“一毛不拔”……这样的例子几乎数不胜数，也渗透了我们社交的每一个细节。

粗暴分类并不仅仅针对人，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意识无意识地过度简化真相。一部分的stereotyping确实能为我们节约很多时间（购买时的品牌选择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可能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粗暴分类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就像那个著名的笨蛋总统Bush说过的”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人的天性使得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极端——而这种倾向在教育洗脑化的国家尤甚。

几乎所有关于critical thinking的书和文章都会将stereotyping列为我们的谬见（fallacy）之一：因为这么做很粗暴，将考虑问题的入手点设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对于这个共性的认知甚至还有可能是错的），而不是具体要考虑的这个问题的特性，而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只应该是就事论事。

我在想，我们日常进行的所有粗暴分类，有没有其理性的成份：比如说我大半夜在没人的路上突然看到一个黑人男子要比见到一个白人男子更紧张是不是种族歧视？我认为一个北方口音的人会更豪迈同时可能更传统，这是不是地域歧视？我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看到国内媒体对某个政治经济事件的报道认为其可信度不如英美媒体，这是不是崇洋媚外？我遇到一个操着得克萨斯口音的人会更避免与其谈论宗教或者进化论的问题以免引起争吵；在飞机上看到很多中东人难免会有所紧张，这是不是也算地域或者宗教歧视？那么美国机场的 nonrandom “random screening”呢？Driving-while-Black呢？

当然，从统计角度来讲，上面的这些例子的确都make sense：黑人每单位人口犯罪率比白人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白人变态犯罪率更高也同样），那么从纯概率的角度来讲，我大半夜路上碰到一个黑人意图抢劫的概率的确比碰到一个白人的要高。那么我的惧怕也许也并不是歧视。事实上，不仅是普通人，连警察也对有色人种表现出更高的警惕性。有研究表明，在美国，警察射击未武装的黑人要比射击白人快上许多[1]，而并不仅仅是白人警察更容易射击黑人，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同等情况下，黑人警官射击黑人的可能性也要显著地高于射击白人。[2]

再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人们在使用“歧视”这个词的时候，用的也往往是简单粗暴的分类。“歧视”和“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并非国内所说的政治）”的界限有意无意地被模糊。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后者的范围是广于前者的。举个例子来说：“根据统计数据表明，黑人暴力犯罪率高于白人”“平均来讲，人类女性在身体素质、力量方面不如男性”这样的陈述只是事实，完全没有歧视。而在美国这个“歧视高敏感”国家，这样的陈述往往都是政治不正确的。而政治正确了并不代表没有歧视：比如说美国1960年代引入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就算得上是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照顾——严格来讲，这就是对条件相同而没被照顾到的majority的歧视（类似法案在英国被叫做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平权法案的法理性人们还一直在讨论之中，并且目前的趋势貌似是会去除这一“特殊照顾”。不难看出，在“歧视”与“事实”之间划清界限从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那么这种基于粗暴分类的结果什么时候才是得体的，什么时候会是不合理的？我认为要把结论基于“对被粗暴分类者的影响程度”上：当安检人员随机地挑选了更高比例的中东乘客从而拆了自己random的招牌并给穆斯林乘客带来尴尬和麻烦，这种行为就是不合理的——我们都有恐惧的权利，将这种恐惧转换为有理由但不符合原则的筛选，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这种实质上的”all for Muslims, random for the others”没有理由挂着”random screening”的招牌。当某人为了避免被侵犯而采取绕道而行，这样的行为不太可能会对“被粗暴分类者”产生坏的影响（他们基本不会注意到），那么这种行为也许说不上是可取，但至少不是不道义的。

保护弱势群体权利是好事——民主需要法制的维护才能保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不被大多数人所侵占。如何在歧视与纠枉过正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人们努力去做的事情，但政治正确绝不应该阻碍真相的表达。Opinions might be outrageous, but facts are merely facts.

FOOTNOTES
1. Kassin, Saul (2007). Social Psychology 7th Edition. ISBN 0618868461↑
2. Harvard University有一个叫做Project Implicit的心理学实验室，测试人们这种潜意识的stereotyping，可以点击这里参 与。↑

我曾经一度很反感这么一类人：说话及其严谨，总是把“有可能”、“并不是完全”、“平均来讲”、“统计意义上来说”这一类词挂在嘴边；甚至一度认为这些人不敢担当，没有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人的胆量——这么想或这么想过的也许并不只有我一个。诚然，人们在很多时候使用模棱两可词语是为了逃避责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明天尽量两点到吧”——这话岂止是实话，简直是废话，就像“明天如果我能两点到，我一定两点到”这样的话一样。

但是，这些在被很多人认作是“不负责任”的词正是我们不该忽视却恰恰忽视了的词。所以当经济学家提出“在有效市场下，平均来说投资者不能通过承担市场风险获得高于市场的收益率”。很多投资者立马就会拿出巴菲特、索罗斯、彼得林奇的例子来做反驳。而事实上，早已有学者通过分析美英的股市和基金市场，证实了“在所有的mutual funds中，能获得高于市场回报率的只是少数，如果扣除了额外的交易手续费之后，少数会变得更少”，“在扣除交易费后，所有mutual funds的回报率是显著小于市场回报率的”。

语言是及其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用精简的语句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保证对方能够准确理解（我们甚至不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思想）。训练逻辑和表达自己的能力是大陆教育系统缺乏并故意避免的一件事。我从来都没有好好学过过《语文》这门课，我一直都很庆幸这件事——我没有浪费很多大好时光研究鲁迅到底在想什么、老舍原名叫什么、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上一句是什么。哪怕我把这些大好时光浪费在打篮球、玩黄金英雄坛说、和施威摆弄文曲星上的编程、和室友点着灯打双扣上——这些浪费的时间只是浪费一次，而要把被洗过的脑再洗回去要花上双倍甚至更多的时间。但我确实很后悔没有学好语文（无书名号）：我的字还是写得不堪入目，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总还是要读好多遍才能把语句改得通顺些有条理些，我至今还不知道如何把文章写得煽情——但这点并不是那么重要，诉诸感情并没有诉诸理智重要。那些能把道理讲得很清楚的人不能不让人佩服——我想我这学期选Sam Thomas的课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慢慢意识到，那些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用上很多“不负责”的词的人才是真正负责的——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所谓的普遍真理，即便是在最严谨的数学里依然存在着公理。这段话我不知道该如何翻译好：

…proof is a notion that scientists have been intimidated into mistrusting.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tell us we can’t prove anything in science. Mathematicians can prove things – according to one strict view, they are the only people who can – but the best that scientists can do is fail to disprove things while pointing to how hard they tried. Even the undisputed theory that the moon is smaller than the sun cannot,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 certain kind of philosopher, be proved in the way that, for example, the Pythagorean Theorem can be proved.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Richard Dawkins